第7节(2/10)
改制考》知之。”
《孔子改制考》刊于戊戌正月。书中提出大同思想和民权平等之说，有御史弹劾此书“爚乱圣言，参杂邪说”，“大有教皇中国之意”。翁看了此书开始对康产生质疑，故有“此人居心叵测”之言。
据翁同龢日记载，第二天，光绪又问康书（光绪连续两天催问康书，可见对此事的重视），翁答如昨，仍然坚持己见，不愿替康有为进书。皇帝发怒诘责。翁说，可谕总署进呈（意思是说皇帝要进康书，可传旨总理衙门办，他本人拒绝进呈）。光绪不同意，非命他转张荫桓传知。翁说，张（荫桓）日日进见，皇帝何不直接面谕（意思是说，皇上直接和张说即可，何必要我“传知”）？但光绪却坚持非让他传知不可。
从以上日记看，翁同龢对康的看法此时已完全改变。而且，对于当初推荐康有为也颇感后悔。翁同龢的转变看似奇怪，实则不然。他本来是看好康有为的，但他很快发现康与自己并非一路人，不仅在变法理念上相去甚远，而且康的招摇过市，其风头大有盖过自己之势，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。其实，翁同龢早在正月初三总署召见康时，就已对他印象不佳。他在当天日记中评价康时用了“狂甚”二字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在向皇帝汇报时，他仍然不顾总署大员们的反对，在光绪面前力挺康有为，并充当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联络的纽带。
这期间，康有为表现得极为活跃，一方面忙着给皇帝译书，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，召开各种学会。旅大事件发生后，他还再次鼓动公车上书，并乘机联合各省京官及在京应试举人召开保国会。
保国会成立于戊戌三月间，这事闹了很大的风波。有人指责康有为成立保国会，含有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企图。对于这种流言，保国会居然不置可否。于是，御史纷纷上奏弹劾，“已而京师大哗，谓开此会（指保国会）为大逆不道”。 军机大臣刚毅要求严查入会之人。当时保国会名单一公布，许多列名者纷纷退缩，要求除名。用康有为的话说：“谤言塞途，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，门可罗雀，与三月间成两世界矣。”可见事态严重。好在这事最后光绪表态了，他说，会能保国，岂不大善？为何要查？于是弹章留中，事遂止。
虽然由于光绪的庇护，保国会的事平息下去，但翁同龢却从中感到了危机。你想啊，外界都认为他是康有为的后台，康这么闹下去，最后势必牵连到他。当时，帝后两党矛盾尖锐（后党戏称“老母班”，帝党戏称“小孩班”），翁同龢本希望调和两派之间的关系，而康有为的做法适得其反，使矛盾不断激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不能不撇清自己，拉开与康有为的距离。
然而，在光绪看来，翁同龢这是在阻挠新政。因此，在康与翁之间，他必须做出选择。后来翁同龢被罢职显然也与此有关。
应该说，胶事和旅大事发生后，光绪对康有为已经越来越看重。在看了康有为《上清帝第六书》《上清帝第七书》，以及康有为进呈的《俄大彼得变政记》《日本变政考》等书后，他的变法决心也日益坚定。5月间，恭亲王奕病重期间，他居然让庆亲王奕劻带话给太后，公然要权，大意是：太后如不给权，我宁可退位，不做亡国之君。据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称，太后听了十分恼怒，她说，他不想干，我还早就不想让他干了。
不过，怒归怒，发了一通脾气后，太后还是作了让步。有史料称，当光绪决意变法时，宫中诸人极为惊骇，乃知帝性虽柔懦，亦带有其母叶赫那拉氏之血系也。至于太后为何让步，也是因为国家危亡，势如累卵，不变也确实不行了。即便从维护自身的统治来说，也该如此。从现有的资料分析看，西太后也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反对变法。因为变法搞成了，不再受洋人欺侮了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于是，她和奕劻商量说，先由他办吧，办不出模样来再说。于是，奕劻便带话给光绪说：“皇上欲办事，太后不阻也。”
有了这话，光绪顿时